松葉牡丹

為了追求下一代的幸福，中國農民大躍進城市，變成沒有戶口的農民工；還必須講人情拖關係，
他們的孩子沒有身份受到歧視，經常只能如受氣包般的任人擺佈，沒有社會地位，沒有升遷的管道，
沒有城市戶籍的買賣權利；隨著工作而流動，無法接受正常的學校教育，各方面均無保障。

收農民工子弟的學校突遭關閉後，學生在農村與城市之間徬徨，看不到未來的現象。 
這也是我隨父母親返鄉後的多種感觸之ㄧ；每一次返鄉後，都會留下更多該覺醒的畫面和意識。

黃德北指出，不同於西歐國家採取完全剝奪農地的強制手段，台灣與中國大陸透過土地改革，
讓農民即使在進入城市打工之後，仍然擁有農地，因此，中國的農民工不太可能像西歐國家
的農民，找到集體合作、對抗政府的動機。

至於20~30歲新世代的白領與藍領工人，黃德北描述這一群受過高等教育，以及一胎化盡享父母與
社會關照的年輕人，在完全資本化的環境，受到消費主義左右，更難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。

黃德北以曾經喧騰一時的「東筦工人劉漢黃殺死台商」的新聞為例，語重心長的強調，「如果要問
誰是贏家？誰是輸家？如果勞工不能團結起來，永遠都是輸家。」沒有翻盤的餘地和對等的籌碼。


從二十幾年前的兩岸政策開放，台胞在中國所受的種種優渥待遇，逐年遞減進而演變成
現今的局面，我們這種三明治夾心年代，不是最好的見證；成也是我們敗也是我們，
才短短的20年，我們為台灣所代表的(台灣錢淹腳目)好景沒延續多久。
陸胞反攻台灣所帶來經濟效益，讓一杆子的生意人望眼欲穿。
期盼陸胞所帶來的龐大商機，許多因應措施，能讓更多台灣人有工作機會，
而成一種連鎖效應。

黃德北強調，因為兩岸勞動市場的互動頻繁，要改善中國的勞動環境，「唯有兩岸工人團結起來，
才能與資方抗衡，迫使政府制定更公平的法令，並且徹底執行，才能創造和諧的勞資環境，
保障勞工的生存與工作權益。」來向北歐的瑞典學習，讓工會更有組織來和政府爭取工人
的最佳權益；而不是讓有錢的商場投資人，來左右我們的命運和全球的經濟結構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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